新文学的想象困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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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想象困境()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时值新文学受到复古运动、革命文学等多方挑战。大系的编辑出版,捍卫了新文学的合法性。然而新文学并非像革命文学一般单纯的高歌前行,它自身矛盾重重。它既绝决,又犹豫;既目标明确,又左右顾虑。大系各卷的编辑者本身也是阵营各异,分歧众多。就在这众声喧哗中他们描述了新文学的灿烂图景,又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他们的想象困境。本文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系》为主要依托浅析这般困境。 (一)语言困境

文学倡导者以语言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点,他们认为,语言是写作的工具,语言的性质决定作品的性质。文言是古人表达情感的工具,而白话则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所以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以文言创作的文学是死文学以白话创作的文学是活文学。因此文学作应以白话为宗,大力提倡白话文学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新文学创造分三步走:(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1]“(一)工具。古人说得好工谷善其事,秘先利其器。写字的笔要好,杀猪的刀要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的工具就是白话。”2]陈独秀、钱立同、刘半农、傅斯年等新文学运动主力与胡适一致倡白话废文言。

但问题在于理论倡导与实际写作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先行者们构想的白话文学在新文学难期难以如愿实现。他们时常体验到白话作文的艰难与痛苦。俞平伯曾言我总时时感到用现今白话作诗的苦痛。白话虽然比文言便利得多,但是缺点也还不少呵,所以虽认现行白话为很适宜的工具,在理想上却很不能满足。这种矛盾与困惑在新文学同仁中普遍存在。读一读胡适、俞平伯、刘半农等人的作品,很容易觉察他们从文言向白话转换的艰难。甚至新文学大师鲁迅的作品文言成分也较多。

文言与白话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模式。中国新文学以白话为宗,彻底转变几千年的表达方式,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巨大变革。它体现出一种锐志进取的精神状态,但白话从文言的长久压抑中被发现被提升,它刚刚起步,没有范例,一切都需探索。而文言已有一套成熟又独具魅力的表达方式。它的简法、韵味是让任何一个新文学作家着迷的。先驱们本身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突然间,要抛弃耳濡目染的文言,支开创另外崭新的白话文学,不得不陷入一种进退两验的境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情叛逆,倡导者又开始重新审视文言。适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方来辅助。鲁迅也主张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3]对文言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先驱对新文学语言认识的深化,也是摆脱困境的途径。 (二)启蒙困境

中国新文学诞生在一个动荡不安民族危机的年代,它一开始就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使命。蒙即人的启蒙,救亡即国家与民族的救亡,二者共同时地发生,使得新文学倡导者又一次陷入困境。

启蒙即唤醒个人的意识,包括自由、平等、人权等。中国历来不存在个人,在先驱者看来,中国人过得是非人的生活,文学是非人的文学他们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置于高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言: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一个再造社会的分子。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的意思。这是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4]这样才可造出独立的人格。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理论,个人主义和人间本位主义是其理出发点。他认为文学就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人的文学”5]


而民族救亡也愈来愈紧迫。20世纪初的中国危机四伏,国家岌岌可危。处境越是艰难,救亡意识就越是强烈。所以,文学运动在唤起人的意识进行人的启蒙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了承担着民族救亡的使命。陈独秀是带着对政治革命的切身经验来从事文学革命的。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得: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6]无疑,陈独秀认为文学革命是为政治革命作精神思想准备。他1915年发表的《现化欧洲文艺史谭》也体现出他以文学革命备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命题。

一方面要唤醒人,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救之民族,强调国家与社会。因此启蒙主题和救亡主题产生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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