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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与契诃夫 契诃夫(1859-1904)，俄国的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少年契诃夫一边上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接触了大量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了解他们的痛苦，也深知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这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上大学期间他开始发表作品，1888年，他因短篇小说集《黄昏》获“普希金文学奖”而一举成名。此后，契诃夫的创作精力逐渐转到戏剧方面，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都得以在俄罗斯最著名的剧院上演，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00年，他与列夫·托尔斯泰、盲人作家柯罗连科一起当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令人深感痛惜的是，4年后，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契诃夫与世长辞，享年仅45岁。他的作品却与世长存，它的丰富的内涵至今还吸引着人们一再地打开它，阅读它。因契诃夫所讽刺的事物是跨国界的，所以亦深为中国读者所喜爱，他的短篇小说如《套中人》、《万卡》、《牡蛎》、《变色龙》和《哀伤》等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反庸俗、反保守、反愚昧是契诃夫小说的三大主题。契诃夫尤为痛恨的是庸俗，他认为“庸俗习气是巨大的祸害”，“莫斯科的生活，目前在我看来是非常沉闷和庸俗的。我简直到了要咬人的地步。”当然，他没有真的咬人，而是用他的笔，像马蜂一样，把那些庸俗的人狠狠地叮了一口。《套中人》、《一个官吏之死》(或译为《一个小公务员的死》)、《胖子和瘦子》以及《变色龙》中的人物既俗不可耐，又是极其保守的。契诃夫用高度概括的笔法，创作了一个个典型人物。“套中人”和“变色龙”已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前者是胆小怕事、不满于新生事物人物的代称；后者则是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者的别称。他们实际上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契诃夫用放大镜把他放大了，使我们发现他们可笑之处。他善于用一种夸张的讽刺笔调，用对比的手法，让他们用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话语自己揭示自己的庸俗与愚昧：“变色龙”对狗的态度随着它的“身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瘦子”的态度也由于“胖子”的身份由昔日的老同学变成高等文官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平庸的人正是在庸俗的生活中才觉得如鱼得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好笑，所以才是那样起劲地表演着。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也有一些十分清醒的人，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京、《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等等，在他们看来，庸俗的空气是粘稠的，它使人不能舒畅地呼吸，不能动弹，他们和契诃夫一样，宣称再也不能庸俗地活着：“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契诃夫讽刺小说绝不是仅仅为了让人发笑，他更能挖掘这些造成可笑之人的社会原因。他们与愚昧的社会习俗和专制制度是合为一体的，前者是后者的自觉维护者，后者又培养、孵化了前者身上的奴性。“套中人”的套子不但是指衣服和雨伞，更是指成文的法令和种种不成文的规矩；在《一个官吏之死》中的小官吏看来，他的唾液喷到了上司身上，上司应该大发雷霆才是，否则就是不合常理；在《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看来，等级显然比人情更重要，即使是昔日同学，但现在既然已是自己的上级，应该毕恭毕敬才是。——这些不正是社会上流行的看法？同时，这些观念又借助于他们得以像病菌一样四处传染，“瘦子”的奴性首先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传染到他的儿子身上，在小说的结尾，他对“大人”献媚、鞠躬，儿子则“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到了地上了”——他将会变成小“瘦子”，成为新的“套中人”，所以，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契诃夫小说还有另一付笔调：用极其冷峻的笔调描写人物刻骨铭心的忧伤，这类小说有《哀伤》、《苦恼》和《万卡》等等。契诃夫怀着伟大同情心，关注小人物的艰难的生和无声无息的死，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可怕的冷漠。在《苦恼》中，年老的约纳驾着马车在风雪中的彼得堡拉客，他刚刚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急于找人倾诉自己的悲伤。 但是，客人不是因急于赶路而不加理睬，就是因为他不留心拉车而叱骂他。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赶路显然比车夫死了儿子更为重要，况且，拉车的老头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凭什么”要同情他？正是这种“凭什么”的心理使人们相互隔膜起来，失去了最起码的同情心。在小说的结尾，老约纳无奈地抱着拉车的瘦马倾诉了好一阵子：“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不但陌生人之间是相互隔膜的，甚至亲人之间也缺少交流。 短篇小说《苦恼》可以说是《哀伤》的姊妹篇，故事也发生在风雪交加的深夜，一个老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d82d9dc7f1cfad6195f312b3169a4517723e5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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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