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镜源流与层累想象——《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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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镜源流与层累想象

——《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读后



肖宇



金石之学、鉴藏之风在宋清两代蔚为大观,更有宋徽宗、清高宗好古崇文,并为宫廷收藏编纂著录,时兴学问、社会风尚与帝王喜好围绕古物而合流、演绎。那么,古代帝王的古物鉴赏能力、知识水平又如何呢?邓淑苹先生发现,对于宫廷所藏书画、瓷器、青铜器、玉器而言,清高宗乾隆皇帝的认知水平,按照上述器物分类的次第,可谓“每况愈下”。甚至,邓先生笃定指出,乾隆皇帝对古玉年代与功能的判断,正确率不足百分之十五。如此,乾隆皇帝何以对古玉形成这么多误解?问题却又不是这么简单,以今日考古发现与学术标准,对错之分,难判识,但更重要的是:怎么理解一位十八世纪知识精英的古玉观。这是邓先生《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中试图为我们揭示与解答的问题。

乾隆皇帝一生撰文千余篇,赋诗四万余首,其中涉及古玉的诗文二百八十首。这些御制诗往往题刻于盛放古玉的木座或木盒,甚或直接加刻古玉之上。对乾隆皇帝而言,从前朝至上古时期的玉器均是古玉。但在宫廷博杂的古玉收藏中,乾隆皇帝选择赋诗的古玉却很有限,多是《周礼》中记载的玉礼器,尤以壁、圭最受青睐。换言之,真正激发乾隆皇帝浓厚兴趣的是上古玉礼器,也正是这些上古玉礼器造成了乾隆皇帝的种种误解。

通览相关御制诗,并与两岸故宫所藏玉器相检视,《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一书藉此详细讨论了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上古玉礼器,诸如壁、圭、瑁、斧珮、尺、刀、杠头、碗托子、觥。乾隆皇帝笃信“苍璧礼天”钟爱象征“天道”的玉璧,为之赋诗一百一十多首,其中四十首刻于三十七件玉璧器表。他依据《周礼》及汉儒的注疏,认为谷纹、蒲纹玉璧分别是周代子爵、男爵所执,推测素壁是虞夏时期的古物。并依据《尔雅》的记载,考察“肉部”与“好部”的比例,以区分壁、环与瑗。龙山时期至商代流行的有领玉璧,则被乾隆皇帝认为是碗托子,实际上这种观点明代已流行,所以宫中内库本就将有领玉璧与玉碗成组归置。当乾隆皇帝发现独单存放的有领玉璧,便热衷于寻找圈足尺寸合适的茶碗与之配伍使用。同时,乾隆皇帝对有领玉壁的功能也心存疑虑,大英博物馆藏有领玉璧上的御制诗表达了这种困惑:上古时期没有茶碗,怎么会有碗托子?《周礼》中提及一种名为“瑁”的玉器,汉代许慎、郑玄均做出注解与演绎,后世普遍认为瑁是天子用以核查臣僚所执玉圭真伪的“辨伪工具”。乾


隆皇帝觉得此说欠妥,并亲撰《圭瑁说》考订古礼,睿智的指出“瑁”根本不存在,是历代注疏家想象的产物。于是,《圭瑁说》被郑重加刻于一件玉圭的器表,而这件被乾隆皇帝珍视的上古玉圭却是明末清初的仿古玉器。凡此种种,《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中查勘清晰、甄别细致,且附图精美,此不赘述。

邓淑苹先生为了更好的甄别乾隆皇帝的卓识与谬误,揭示乾隆皇帝身处知识环境的“时代性”,在《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中花费不少笔墨描述了宏阔的中国玉礼制发展史。从八九千年前玉文化之肇始,到六千年前“瑞玉”出现,五千五百年前“祭玉”出现,在华东系、华西系玉器的互动中孕育出中国玉礼制。《周礼》对玉礼制进行了规范化的集成与重构,并成为后世范本,经由汉晋唐宋礼学家的添枝加叶,逐渐僵化与虚伪化。

“皇帝亦凡人”。乾隆皇帝的玉礼制知识是以《周礼》为基本架构,再经历代增华添补。当这位深受儒学熏陶的皇帝面对古玉时,他要随时从自幼饱读的诗书中寻找线索,与历代层累的玉礼制想象相应和。同时,乾隆皇帝也不得不坠入晚明以来收藏界所构建的“陷阱”,接受烤染上色的古玉,甚至是仿古伪玉。借助乾隆皇帝的视角,邓淑苹先生让我们理解了晚近知识精英对上古玉礼制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历史年轮增长过程中形成的层累想象,其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邓淑萍先生长期专注于中国古代玉器研究,著述等身,成就斐然,中国古代玉礼制研究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曾提出“华西系统玉器”“中国古代玉文化三源论”和“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二元并立”等学说,构建了中国早期玉礼制的脉络。邓先生不光重视玉礼制的渊源与早期状况,还将这一研究延展至明代,《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实际上是这项研究的进一步延拓。

《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是一本视角独到、别具只眼的玉器研究专著,饶有趣味的内容让我们感受到了邓淑苹先生的举重若轻,只有考镜源流的深厚功力,才能揭开乾隆皇帝的层累想象。事实上,邓先生硕士阶段便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圭壁考》,开启中国古代玉礼制的研究。

(邓淑苹:《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20194月第一版,定价800新台币)



载《中国文物报》202132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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