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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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作者:王晓洁

来源:《青年时代》2016年第07

摘要: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都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社会福利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厚研究和丰富经验的西方福利国家,也都在设法调整本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严重影响制度可持续性发展的费用增长等一系列问题。研究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过程并吸收借鉴其经验,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民生 一、西方福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社会危机与社会矛盾尖锐计划。为尽快走出二战阴影,缓和社会矛盾,复苏经济,社会福利制度在一些国家开始建立。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福利制度的发展中,各国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逐渐复苏,社会走向稳定。以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家为代表,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加之同时期各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普遍出现了经济危机、失业危机、社会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加大了对福利项目的开支,国家负担加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在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等方面更加开放,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福利国家在经济增长及就业等方面的自主性受到了影响,从而对其劳动力、税收及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福利制度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定时期的稳定和繁荣,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着福利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新政治文化的挑战、社会政策目标是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追求社会平等的争论等一系列问题。 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演变使得我们得知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完善的社会保障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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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性与主动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众更加关心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而根据相关研究显示,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而向英国法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03年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发展层次与水平仍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在保障民生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上应该更具积极性与主动性。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2)适度性与可控性

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这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往往要经历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的循环,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从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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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同时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改善民生的关键。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在创制社会福利制度时应该从实际出发,在改善民生的事业上应该更加从容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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