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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 《答司马谏议书》资料补充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势同水火的政敌，其实私交甚笃。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年纪相仿，才华相当，又一起在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谈到和王安石这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王安石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两人在道德品行上最相契，用正统的士大夫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无疑是佼佼者。邵伯温、朱熹都称赞“二公不好声色，不好官职，不殖货利”。 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学高而才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而王安石看司马光，“司马十二，真君子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大刀阔斧主持变法，而司马光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这对好友成了势同水火的政敌。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两人依旧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 反对派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襟怀磊落，他们之间的争执分歧，是以维护国家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十分悲戚，唯恐王安石死后会受到小人的凌辱，立即写信给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 1 / 2 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中国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能寿终正寝，死后哀荣，也算个异数。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中进士也比苏轼早19年，司马光是苏轼的士林前辈。苏轼对这位士林前辈是十分敬仰的，“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名高当世，行满天下”。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俩参加制科考试，司马光是考官之一。司马光很欣赏苏轼兄弟俩，当苏辙的文章引起争议时，宰相韩琦等认为黜落苏辙，司马光认为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劝仁宗不要单看苏辙文章的一点小毛病，而忽略了谏诤的“切直”的精神。 文中司马光还对应试的苏轼、苏辙、王介的对策总体评价，认为“所陈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其间甚有可采择者”。 司马光的建言，对促使宋仁宗谅解并录用苏辙，起了决定作用。 司马光对苏氏兄弟特别是对苏辙的评价和保护，使苏氏兄弟直接进入仁宗视野，为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司马光亲赴吊唁，并为苏轼母亲撰写了墓志铭。苏轼和司马光开始正式交往。 自此直到司马光病逝，苏轼和司马光的友谊持续了20年。 两人志同道合，在逆境中，两人诗书唱和，相互慰藉。期间，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推荐过苏轼，也曾因苏轼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如果说苏轼的前半生，司马光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苏轼后半生的荣辱进退，和司马光有着莫大关系。受司马光的扶持，苏轼在元祐时期享受了仕途的无限风光；受司马光的牵扯，苏轼在绍圣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无尽坎坷。 2 / 2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09ddb0d9989680203d8ce2f0066f5335a8167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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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