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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与权力》：从饮食看华北村庄社会变迁 作者：赵旭东 来源：《新晨》2020年第09期 作为人，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要依靠营养而确保一种身体的成长和维持。通过吃东西、消化食物，我们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由此而使得身体的各项功能经过食物营养的转化而为我们身体所实现，通过新陈代谢的作用而达成一种身体内外机能上的平衡。但这实际上是指食物对于人而言的生物过程，是基于人的自然身体结构和功能而实现的。 不过，在这种生物的过程之外，尚有一个文化的过程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实际上这个文化过程的核心就是我们因为吃东西而获得了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一种观念上的体验，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凭感受来获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平日里我们一般不会自觉地用此类研究所说的文化概念来叙说，而是喜欢用“口味”“美味”“好吃”以及“下饭”这样的概念。一份美食吃到肚中，感觉到无处不舒服，那就是一种好的口味或美味了。在这里，食物的好坏是要用人的口味来区分的，但要知道这种区分并不是简简单单能够做出的，背后无形的文化之网让口味、美味以及好吃之类的东西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如“妈妈做的食物”，从来都是味美香甜，让人啧啧称奇的，人们心目中也不大会怀疑妈妈做的食物的价值。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母亲做饭都会好吃，要知道有很多母亲根本就是不下厨做饭的。然而人们心理上仍就不会用这些到处存在的反例来归类感受上的集体偏差，绝大多数人照旧还是说妈妈做的饭菜最好吃，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没有人会特别加以反对的。 这里，我们思想认识上的固执并不是单单基于我们的错误认知所致，而是因为预先植入我们大脑中的类别化概念所致。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分类去理解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例如，好吃与不好吃便是一套分类的概念，把世界中的食物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好吃的；也就是可吃的，另一类是糟糕的，坏的，也就是不可吃的。这样分类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常规化简单化，方便易行，不用每个人每天都要为三顿饭吃什么而劳心伤神。这样实践久了，也就成了极富有当地特色的地方饮食文化了。所以很多人一旦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异国他乡，第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要努力和花心思去辨别在那个文化里的食物谱系当中，究竟哪个东西是好吃的，哪个东西是不好吃的，如此一一鉴别出来才肯罢休；否则总觉得不是那么特别适应。这归根结底是食物分类的观念在起着作用，这种分类的背后也承载着文化的意义，也只有在一种文化的脉络之下才能够对此有真正的理解。 一个华北村庄70年饮食生活变迁之前我们对分类概念的研究往往是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观点，好像它是人人共有的普遍存在，有如人大脑中不断产生脑介质一样的自然现象。但是后来的理论家开始反思这个结论，今天对分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关注的是谁的分类以及分类如何受到了权力支配的问题。在这方面男和女便是一个人类基本的分类，但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有一个很长久的传统就是刻意把男女之间的分类变成为一种男高女低的等级性分类。近代以来的女权运动中，大部分主张之所以能够有影响力，是跟这个人类才拥有的存在于大脑之中并映射于现实社会之中的根深蒂固的男女等级分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触及一种分类政治学的问题，即凡是分类，在其背后都会附加上一种权力的支配，是权力在左右着我们所谓的客观认知。在这方面，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食物也是一种分类，也自然隐含着一种食物分类的政治学，这恐怕是我这里所要介绍的华东政法大学郭慧玲博士即将出版的《美味与权力——一个华北村庄70年饮食生活变迁》这本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中所要集中关注的一个问题。据我所知，慧玲博士所研究的张庄是位于山西长治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它的不普通之处就在于，差不多七十年前美国人韩丁在那里参加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并用笔记录下了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这成为慧玲后来研究和观察这个村子的起点和基点。但是她显然并没有直接去接续有着历史意义的革命话语，这种话语在1978年之后的中國差不多都已经归于一种静寂了。显然，中国的乡村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正在发挥着其积压已久的勃勃生机和创造力，由此带来了中国乡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巨变。 慧玲博士凭借她所独有的女性敏感去细致地体味那里人的饮食生活和文化，她试图从人们每天都要吃的食品当中去观察乡村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种改变。对今天的世界而言，这种改变无疑是巨大的。可想而知，韩丁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记录下来的那个村里一个年轻后生因为偷吃一个大家用来果腹的馒头而犯下重大错误的事件在今天的乡村里一定是不会再发生了，甚至在今日农家的饭桌上代表山西乃至整个华北本土文化特色的面食，也变得不再是那么单一，而是无形之中加入了年轻一代人所喜欢的南方食品花样——米饭炒菜。但这种添加并非是源自于人们的自然而然，而是人们从电视剧里看到的带有偏见的饮食文化的一种呈现和诱导；由此使得新一代年轻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判断和认知，以为当下最为流行的食品乃是米饭炒菜，殊不知不论是南方和城市，乃至更为广泛的稻米主产区，稻米的消费量都在令人担忧地出现了下滑。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无法真正去阻挡年轻人的文化选择和偏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在大量人口来来去去匆匆忙忙的移动之中，人们似乎无法坚守一种所谓不变的传统。在这里，“变”恐怕才是“硬道理”，才是根本，“不变”则只是一种期望或期待而已。就像韩丁最初去命名他的著作一样，将其称之为《翻身》，这是一次有如天翻地覆一般的改变，是一场革命。显然，今天这种革命的性质是一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大格局上的改变，面对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化大格局，一个小小的乡村又如何能够真正独善其身呢！ 应该清楚的是，观念变化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种实现，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细水慢流的实践发生。当我们基于韩丁的乡村描述而去做一种前后比较的观察之时，变化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对当地人而言，这种改变并无实质意义，他们不会专门去做那种生活之外的前后比较。无论怎样的改变，对当地人而言，他们都会照旧去过一种平静如水的生活并对明天、明年乃至更久远未来生活进行规划和安排。 去研究中国文化里的食物，便会触及这个文化里最为根本性的东西。年度性的物产的丰歉决定着实际生活之中食品的有无，这个基于长久农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传统决定着这个文化里的人民对于食物的渴望和文化表达，同时围绕这种渴望和表达，人们在蓄意且务实安排着她（他）们每天的生活；至于食物的政治性则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暗中在引导着或者左右着她（他）们的生活方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71cf740940323968011ca300a6c30c225901f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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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