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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劼人作品中的蜀文化气息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李劼人从小说创作伊始就将目光投向家乡成都“要把千奇百怪的世,相反映出来”[4 ]正是从这时起, 悠久的蜀文化熏陶和丰富的生活经历融会在一起, 贯注到李劼人丰茂繁盛的创作中, 使他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蜀文化气息。具体而言, 蜀文化对李劼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李劼人从蜀文化气质中最直接承继的是蜀人的现实风格。以农耕文明为主的蜀文化植根泥土, 轻幻想、重实际, 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因子使深受蜀文化浸润的李 人在创作中选择了一条客观稳健的现实主义道路。纵观他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作品的情节演进是极为真实的, 其人物事件都取材于成都附近, 在虚构的情节和形象中, 作者安排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表现出了历史的真实性。特别是他的“三部曲”, 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情态, 把辛亥革命前后成都的面目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其人物的性格既有独特的个性, 又有蜀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某些共同特征。如他笔下那些女性都是个性化的, 当奶奶太太的, 不同于当妓女丫头的; 徐娘半老, 不同于二八芳龄。书中的主要女性蔡大嫂、伍大嫂、黄太太的相貌、打扮、气韵、言行各不相同, 不同的出身、教养、经历和家庭环境使她们的性格各异, 但他们都是内当家, 都是热情机警、精明干练、敢说敢干的“川辣子”。我们看到他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环境、生活语言、服饰起居、风俗习惯乃至地方特产也都带有鲜明的蜀地特征。如春节成都东大街灯会的富丽堂皇; 青羊宫花会的熙熙攘攘; 天回镇集贸市场的热热闹闹; 成都名小吃的有盐有味; 拌猪肉的香脆可口以及成都土语的鲜香热辣等等, 都使人感到确实是当时成都所特有的。难怪巴金曾赞叹道:“只有他是成都的历史家, 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5 ] 其次, 李劼人的作品显示了蜀文化作为内向型文明的文化气息。由于地域条件的局限和农耕文化的影响,蜀地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生存方式呈现出封闭、落后、愚昧、固执的特征, 体现出较强的“蛮夷风”。这使得人们在决定价值时, 往往不是首先考虑道德的因素, 而是更多的考虑体力的因素。我们看到, 无论是罗歪嘴的霸占人妻”和设置陷阱“烫毛子”, 还是顾天成借助教会势力复仇, 以及蔡大嫂先后依附三个男人, 都体现为一种“力”的价值观念。蔡大嫂敢于以“生人妻”的身份改嫁顾天成, 其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正是:“有钱有势的人, 为什么不嫁?”。就连蔡傻子也懂得:“老婆喜欢的是歪人,他自己并非歪人, 只好退让了吧”。这些行为在封建礼教道德意识看来是“恶”的东西, 而在蜀地却显得自然而平常。作品中袍哥人物那蔑视官府, 自立社会规范, 公然与现存政权相抗衡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 一方面展现了蜀地“山高皇帝远”的民间叛逆精神, 另一方面也正体现了蜀地地处僻陋不遵礼法,“未能笃信道德”[6 ]、“薄于情礼”[7 ]的人文性格和价值观念。 第三, 蜀文化质朴、从容、睿智、诙谐幽默的天赋, 也有助于李劼人幽默讽剌风格的形成。蜀地兵连祸结、灾难重重的现实, 使蜀人在对黑暗、丑恶、荒诞的长期忍耐中形成一种超越苦难、嬉笑怒骂的独特能力。这种文化潜能有力地催生了李 人作品的幽默讽剌功能, 形成了特有的幽默讽剌风格。他将漫画、讽剌、幽默融为一体, 把自己的感情隐蔽起来, 把讽剌蕴藉在整个作品深处, 形成相对诙谐、轻松的格调, 让人们在轻松、幽默的文字里受到启迪。这种启迪是沉重的, 尽管读者在刚读完作品后可能会发笑,可是紧接而来的便是深思和眼泪。翻开他的作品, 我们处处可以感到作家讽剌幽默的口吻, 但又感到妙不可言。如《暴风雨前》中那帮“革命志士”在高谈阔论“天下大事以及革命计划”时, 一个口若悬河、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大有一举夺天下的气概。对这种举动, 作者只是加上一笔淡淡的描写:“空气之中还挥舞着几只黄而细弱、而指甲长得很长的手。”一句幽默强似几多赘语, 那些“革命志士”的幼稚、浮夸、虚弱和可笑, 都通过这几只挥舞着的手表露了出来, 而作者对革命前途的关注、忧虑也尽在其中了。当然, 以上分析只是针对郭沫若、李 人的主体风格而言, 并非绝对的划分。由于巴、蜀文化的相互渗透, 在李 人作品中也有某些浪漫的因素, 体现 出巴文化的风神; 而郭沫若的创作中也体现出某些蜀文化的特征。因此, 郭沫若受巴文化影响, 而李劼人受蜀文化影响, 是视其主要创作倾向而言的。 蜀地作家李劼人在小说叙事之中始终是围绕着四川盆地中心城市的成都来展开的：早在1912年发表的处女作《游园会》之中，就通过城里人与乡下人在逛成都少城公园时的彼此对话，来针砭四川政局的弊病，在对于地方时弊进行小说批判的同时，实际上涉及到了区域文学书写的总体性问题——文本的地方色彩除了山光水色之外， 还应该有着山水之间时局震荡的这另一面， 集中表现为地方当局与地方民众之间官民关系的现实演变，并且这一现实演变有可能沿着历史长轴不断波动而掀起政治波澜，尤其是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从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进行过渡的中国世纪，地方政治波澜就可能最后演变成震惊全国的区域政治运动，从而对中国社会这一现代过渡的全面兴起产生极为重要的历史影响。 这就意味着，在区域文学书写之中，同样也可以进行小说的历史叙事，并且这一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要贯通山光水色与时局震荡这两方面。因此，对于李劼人来说，小说的历史叙事所要予以展现的四川盆地中的政治波澜，就是二十世纪初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于是，在李劼人小说中就出现了《大波》三部，曲，通过全景性的小说描写来再现这一推动中国历史的区域政治运动。 由于《大波》中的历史叙事直接承受了法国现代小说的文本影响，因而《大波》三部曲被称为“大河小说”，从而表明李劼人小说已经具备从中国到世界的文学视野。只有在这样的文学视野之中展开小说的历史叙事，才有可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区域文学书写的地方色彩来，故而《大波》三部曲又被同为蜀地作家的郭沫若誉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 也就不是偶然的，因为《大波》在历史叙事之中显现了“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第一次“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于是，“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24802b8783d049649b665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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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