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人文解读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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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应该说是逐步加以肯定的 .但是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的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这首诗歌曾经追叙过自己被贬官阳山令的一个原因 ,其中特别提到说,韩愈以为自己贬官的原因是上疏言事 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的泄密。他所上的这三个学士就是王涯、李建和李程 ,我们说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就贬到阳山了,远离朝端 。因此说韩愈跟永贞革新其实不应发生关系。但是韩愈的诗文中却有多篇涉及到永贞革新,而且对王叔文集团是大肆地诋毁。贞元十九年前后,志在革新的王叔文开始关注到御史台 。当时的御史台中丞是武元衡 ,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愈、李程等等。这一批人跟王叔文集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关系 韩愈之所以没有加入王叔文集团,并对永贞革新颇多偏见 成为反对派,有几个原因 ,韩愈不是经常自称韩昌黎嘛,昌黎,特别要提自己的郡望,就说明我是出生高门啊,你们这些东南文士都是出生寒门,所以我不屑与你们合作。贞元年间,韩愈在董晋的宣武节度使做幕僚,任观察推官,而当时俱文珍就是监军 ,可见二个人的人事关系是非常好的。后来俱文珍将要赴京师的时候,韩愈还作了一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送给他,对俱文珍是吹捧备至。这种吹捧显然的是出于私心,官迷韩愈还是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比较多。韩愈贬官是在贞元十九年803年) 而作《永贞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个时候韩愈重提旧怨,显然的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哪些考虑呢?宪宗即位之后, 一反旧政,韩愈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有出头的希望,但是要想回朝,就必须得到宪宗也就是旧派人物的欢心。而要得到这些旧派人物的欢心,最简便而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骂永贞革新集团 ,其中李程是受王叔文集团排斥之人,因此在诗中特别提到刘禹锡、柳宗元这二个人,我们说韩愈真是用心良苦。因为韩愈跟李程、柳宗元、刘禹锡在贞元十九年的时候,都曾经任过监察御史,其后分道扬镳,这个时候李程是翰林学士,身居要职,韩愈写诗寄给他,目的也是想通过他来引荐入官,所以他在诗中特别写到刘禹锡、柳宗元,是想表明我韩愈跟刘禹锡、跟柳宗元是划清界限的、这个时候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在被贬的途中又改为朗州司马,经过江陵的时候,刘禹锡跟韩愈曾经相会过。这个时候刘禹锡是罪臣,跟刘禹锡的交往,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 以韩愈这个时候写诗,明显的是要为自己洗刷清白。韩愈跟刘禹锡江陵相遇的时候,曾经当面说“以不幸相悲”——你这个被贬是非常不幸 ,我感到很悲痛。但是到了他作《永贞行》的时候又背后指责,我们可以发现韩愈这个人人品是不怎么地 表里不一。因此我们说,从韩愈写的这首《永贞行》可以发现,韩愈跟刘禹锡、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我们再来看韩愈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柳子厚墓志铭》。因为韩愈不是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吗?其实后来过了一年,元和十五年,韩愈又被谅以袁州,《柳子厚墓志铭》就是韩愈在谅以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在这个地方做刺史的时候写的。韩愈在《祭柳子厚文》里面说,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不是真心要给柳宗元写墓志铭,但是你命我,我也没办法。可见韩愈自己也没有把柳宗元看作是知己 所以刘禹锡请求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对韩愈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过韩愈终究是写了。《柳子厚墓志铭》主要写柳宗元的三个方面,前面写政事,中间写友情,最后写文学。这些政事方面,韩愈对柳宗元的政治活动是一概否定。在这篇文章里面,韩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他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 ”这一段文字对世道人情剖析可谓鞭辟入里,但是,这种人生感慨似乎不应处于韩愈之手。为什么呢? 因为韩愈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正是他自己所作所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去平定淮西,回朝之后因为功劳授刑部侍郎。可谓大权在握。第二年正月大赦,刘禹锡就上书请他施以援手,韩愈没有丝毫反应 。到了长庆二年(822年) 刘禹锡任夔州刺史 ,赴任途中写诗寄给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和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但也没有什么结果。由此可见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的人,非韩愈而谁啊? 正是你韩愈嘛。还有,韩愈写《永贞行》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正在被贬,一月之中,由掌权的


朝臣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政治打击异常巨大,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予安慰,这不是作为旧友应该做的事情吗? 可是刘禹锡赴任途中 专门拜会韩愈,以其旧日同在风宪之故 。可是此时韩愈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写《永贞行》来谩骂他们,这不是“反挤之又下石焉”又是什么呢? 韩愈不就是做“落井下石”的事吗?所以我们说,韩愈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但人品方面的的确确也有很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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